摘要：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蓄谋已久动手是必然的，但新四军北上东进战略也早已确定，因此新四军军部有充分时间在国民党动手之前冲出重围。新四军军部坐失突围时...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蓄谋已久动手是必然的，但新四军北上东进战略也早已确定，因此新四军军部有充分时间在国民党动手之前冲出重围。

新四军军部坐失突围时机，主要是项英的责任。从项英同意北上东进战略拖了八个月，从1940年10月中央告诫全党小心国民党方面的袭击拖了两个月，从中央严令12月底前离开皖南拖了一周。项英一拖再拖坐失东进时机，除了优柔寡断的心理外，也与对国民党心存幻想有关。

皖南事变这一悲剧的又一原因是主张东进的叶挺并不掌握新四军军权，然而这是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国民党只能接受叶挺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当新四军军长，共产党方面必须要通过项英控制掌握新四军。

为什么新四军内部不能否决项英错误意见？

项英的家长制非常厉害根本听不进其他领导意见。为什么中央不早些严令东进，为什么不采取断然措施调离项英，解决叶项矛盾？一方面皖南危机与项英问题有个逐步明朗过程。一方面项英位居要要职资历老威望高不可轻动，动了也不好找合适人取代。更何况当时中央对大区领导方式商议为主，极少严令。

1940年9月歼灭国民党军3万的黄桥战役，某种意义上是皖南事变的催化剂。为什么不能为皖南安全晚点打？各地有各地的难处。主要不是黄桥打得太早，而是皖南走得太晚，黄桥战役后皖南又拖了四个月才走。

皖南事变的悲剧结局：除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牺牲外，饶漱石等高级领导人突围成功。军部机关与六个主力团九千余人，突围两个团及零散人员约两千余人。其余约七千人牺牲被俘。

就皖南事变具体实践来讲，这是共产党军事上的重大失利，由于失利下一步新四军更大往前发展，甩开了国民党限制，得到了更快更大的发展，摆脱了一切羁绊，由坏事变好事。国民党表面上占了大便宜，但实际上新四军军部这一块在整个华东抗日根据地里面作用已经非常小了，江北有江北的指挥机构，江南有江南的指挥机构，都归属这一块直接领导，从本质上讲消灭的仅仅是新四军的几千人，国民党承担特别大的政治风险和政治后果，很多力量开始分化，得不偿失。

皖南事变对国共关系的影响非常巨大，皖南事变之前国共虽然有一些摩擦，有些摩擦很尖锐，但是大的合作局面是存在的。皖南事变之后这种合作完全是一种图有其表，双方之间对对方都不再抱任何幻想。当时合作能够完全存在，主要是外界的压力。就军队性质来讲，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完全脱离开国民党的控制，成为百分之百的共产党武装。

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在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战场时，就提出了八路军坚持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思想。新四军组建后，要开赴华中前线抗日时，毛泽东以一贯的思想又提出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平原水网地区游击战争的思想。

江南新四军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从皖南逐步东移北上发展华中。

1937年12月30日，新四军军部刚刚组建，毛泽东即致电陈绍禹、周恩来、项英、博古、叶挺，让他们考虑后向蒋介石提出如下建议：为使敌攻武汉时处于我方战略包围，宜在长江南北作如下部署：

“成立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

成立鄂豫皖军区，“以舒、桐、黄、广、高、田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路及沿江之敌”;以上二个为主要军区，由国民党大员指挥，新四军陈毅支队和高敬亭支队配置于皖南和皖北协助。

这是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战略部署的最早文献，这里毛泽东从当时抗战的整体形势出发，提出了江南新四军一部在皖南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抗战的思想，但这也只是灵光一闪而已，并没有把新四军主力放在皖南的意思。毛泽东的主体思想是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对正面战场作战略配合，而不是战役配合。所以很快，毛泽东不再提皖南战略重心问题，他的目光转向了东方。